心理恐怖游戏《鬼屋魔影》重置版现已正式发售 获多半好评

问题导引性是指工农兵群众不是出于哲学或者理论兴趣而阅读哲学，而是因为自己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遇到困难或者说苦恼而学习哲学的，这些困难包括在工厂实行了两参一改之后权力下放工人也要参与工厂管理而不能胜任、和同事的关系处理不好、工作中如何提高产量、如何攻克技术难题、如何改进工作作风特别是领导作风、如何完成工作指标、如何破除迷信思想打倒泥菩萨平整坟地、如何写工作总结、如何解决社里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等等。

墨学和西学在博爱、民主、科学、逻辑、自由、平等、人权诸多方面的若合符契引起中国人的关注，故中国学人转而向儒家最早的反对派墨家寻求可资接引西学的思想资源。而今观之，主要还是在于把墨子学说当作孔孟之道的替代物，而非一具有独立学术身位的、独特学派特点的思想学派。

儒生希望通过谨严的训诂考证来还原古圣先王遗传经典的微言大义，以解决义理上的争端。其成果体现在墨学十论义理的诠释和文明对话上。顾如没有重蹈覆辙，最大限度规避了前辈学人研治墨学的误区。今天，当代中国诸思想学派，都在思考重新建立中国学术新范式的问题，在先秦时代与儒家并称世之显学、在当代重新焕发生机的墨家，显然应该有三个自信，不能自甘于支流，自外于主流。对群经的考辨扩展到诸子百家，历来号称古奥难懂的《墨子》因之受惠。

而经学则不同，古往今来，任何学派真正能在思想或者组织上建制而成型，都是总成全体大纲，凝练核心教义，追溯思想源流，开创言说传统。他们的墨学复兴工作，并未完成新经世之学的使命。就近代中国墨学研究的谱系而言，既可将之归位于传统治墨理路的基础性、还原性的工作，又可目之为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自觉以中国墨学对话普世诸宗教文明的思想实验。

我们对当代墨家的定位，是国学内部的反对派，文化主流中的在野党。由于港台新儒家将精力锁定在学术界，加之影响主要在港台以及海外，使得他们的思考言谈在某种程度上隐隐有和中国大陆腹地的实际情况相互脱节处。就立足本土、活化古学、开创新思的角度而言，顾如《立墨——墨子经义解诂》在新墨家思想学派的建制成型上所做的工作，实可与蒋庆先生《儒家公羊学引论》开创大陆新儒家政治儒学新局面的贡献相提并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无论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蔡和森，还是后来的毛泽东，都对孔孟之道极其反感。

过往解墨之失，就在于孙诒让等儒生以儒解墨，其后墨研学者步其后尘，就将一些错误的解法继承下来。训诂如果不能结合全文义理给予融贯，也很难掌握《墨子》单个字词释义的原始义和扩展义。

至于左派，则是马列主义言说传统的惯性问题。49年以前，也就是共和国纪元以前的墨学复兴，是学者一旦离开对西学或者基督教的援引，似乎就无法向五四自由派和新文化运动健将申明墨学在彼时仍有价值，有以对救亡图存民族解放的贡献在哪里。对具体字形字义的训诂考证，历代学者各擅其长，所得之结论，或为万古不刊之论，或历时不到一代就贻笑大方之家。例如遵循孟子以墨家为无父的禽兽之论来解墨，则不免以儒家层层推恩式的仁爱为最具可操作性的伦理道德而大加标举，将墨家的兼爱价值观扭曲为满世界输出革命、爱别人爸爸和爱自己爸爸一样的国际主义乌托邦空想。

对群经的考辨扩展到诸子百家，历来号称古奥难懂的《墨子》因之受惠。突出贡献者有胡适、梁启超等人。儒学在大陆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被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所裹挟、所影响，其中演化出不少危险论调，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值得墨学复兴运动同仁认真吸取，并总结反思的。其二是儒学权威不再，孔孟之道不敷应对西学冲击。

他们的训诂工作，固然对读懂墨学作用不菲，然亦由于不少训诂者以儒解墨路径依赖之缘故，使得墨学经义出偏，闹出不少笑话。就我个人而言，更倾向以儒墨共生而非儒墨互补来定位儒家和墨家之间的关系。

这就不得不让人反思，是不是新墨家的政治光谱定位以及学派归属厘定，产生了因外界和自身的讯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处境错置。（作者黄蕉风为香港墨教协会主席） 进入专题： 墨学 。

此阶段的墨学研究，沦为政治表态。我注意观察了诸学派学者的发言观点，并跟踪会后媒体舆论对会议的报道情况，发现相比于作为新墨家长期论敌的大陆新儒家的针锋相对以及新左派的乐观其成，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港台新儒家似乎对墨学复兴思潮的动向表现出一种不置可否、甚至漠不关心的态度。但墨家本身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支，那么既然自由主义全盘性反传统，儒墨就俱为一丘之貉，谁更好一些，不过是矮子里面挑将军的问题罢了。持平而论，20世纪上半叶以来的墨学发展，都面临一个问题，即无法挺立墨家自身的学派主体性。世界已迈入新战国时代，旧邦新命的中国，如何浴火重生，有赖新墨学登场。孱弱的民族自尊心使胡、梁等人再一次生搬硬套中体西用的儒家范式，以至于儒家会通西学失败的经历，也重演在了墨家的身上。

他们或能在一二具体学问上进行章句小儒式的研讨，却无法在整体文化格局上达有以经世致用的根本性回应。文革中掀起的全国范围内的批孔运动，墨家、法家在其中承担的是造反派的地位，是来打倒孔老二这个反动学术权威的。

而经学则不同，古往今来，任何学派真正能在思想或者组织上建制而成型，都是总成全体大纲，凝练核心教义，追溯思想源流，开创言说传统。儒学受到官方和民间的一致推崇，渐有意识形态上的独尊之势。

或如港台新儒家大师牟宗三批评胡适的墨学研究所说的那样，仅以墨学中肤浅有限的光学、逻辑学、力学、机械学等科学元素，来拼贴、来对接、来比附工业革命发展成熟的西方文明及其精神、物质遗产，是一种先入为主的组合创新，绝非严谨审慎的墨学学术研究。其成果体现在墨学十论义理的诠释和文明对话上。

既然打倒了孔家店，就没必要再树立墨家店。而共生则是多元共在，在同一思想领域做开放、透明、理性的对话，甚至辩论。事实上要还原一个整全的墨学之维，本就应该解诂并行，同时用力。有些人以为我们倡导的墨家在当代的复兴，是以非儒、反儒的文化激进主义面目出现。

解经如果缺乏必要的训诂支撑，就会成为创造力满溢却满纸荒唐言的创意竞赛。墨家固然不会无聊到要和儒家争夺中国文化的主导解释权而另外建构一套中国文化墨家主干说，不过从自身学派立场出发为当下时代建言献策的勇气和自信应该是有的。

盖因孤悬海外太久，中国社会关切的问题意识，早已和他们书斋里的不同。如果去除掉西学、基督教、自由主义、马列主义、儒学的思想奥援，就无法向人们讲清楚墨学是什么、墨学的价值何在的墨学复兴，其实际果效是需要质疑的。

客观而言，大陆新儒家虽有种种问题，但其问题意识是清晰的，即中国文化如何在挺立自身主体性的前提下，通过更新转进，从而参与到现代性秩序的进程当中。我们香港墨教协会，也会一如既往的支持、关注像顾如这样默默耕耘的墨者。

顾如没有重蹈覆辙，最大限度规避了前辈学人研治墨学的误区。矢志弘扬墨学的学者，如果于今仍然没有自信用墨学来说话，那么这样形式的墨学复兴，永远只能居于当下国学浪潮中毫不重要的一隅。固然，顾如自述该书之宗旨主要在训诂，我却以为其经学的意义大于训诂。本书在训诂上提出新原则，就是以墨解墨、以经解经，首重《墨子》五十三篇文本内部可资互证的地方，其次才是典外文献、出土文献的证据。

全书内容处处相互论证，圆转无碍。国学历来是从训诂开始。

今天，当代中国诸思想学派，都在思考重新建立中国学术新范式的问题，在先秦时代与儒家并称世之显学、在当代重新焕发生机的墨家，显然应该有三个自信，不能自甘于支流，自外于主流。他在阐述墨家核心义理、考证《墨子》原典字义等方面，均取得了不让于前辈学人的突破性进展。

墨学复兴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唯儒学马首是瞻，不敢扩张墨家作为具有独立身位的国学学派的思想版图。墨学的声音，如果完全为建制所吸纳，或勉为其难成为儒学的一支，委实意义不大。